大火之後，政府迅速搭起臨時房屋「包寧平房」安撫災民，又在一年後落成第一個徒置屋邨石硤尾邨，讓災民「上樓」。但是，在徙置事務署的年報中，政府相當強調「我們需要的，基本上並不是要為社會上觸犯法律的那群人改善生活環境⋯我們的任務是發展一套快捷而實用的方法，在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解除寮屋區的火災危險及對公共衛生和秩序的威脅」，這段說話隱約透露解決寮屋問題的意圖。恰巧地，1954年市政局緊急小組委員建議政府成立徒置事務處，其職責除了興建和管理徒置大廈，更包括管理寮屋區、防止僭建和清拆寮屋。

👨‍👩‍👧‍👦人口壓力才是關鍵因素
五十年代，香港約有二十五萬人，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居住在寮屋區。這些區多數是一、二層高的小平房，土地使用率極低，又佔用不少市區用地。對於戰後需要大量土地復甦的香港，相比人道考慮，政府更關心的是香港山多平地少的現實。因此，政府其實是借徒置政策處理寮屋問題，目的是收回市區用地。

1954至64年間，只有寮屋居民才有資格遷徒安置。二十年間，政府興建了二十三萬個單位，為超過一百萬人提供居所，當中七成都是徒置屋邨。徒置政策雖然未能解決寮屋問題，卻有效疏導了社會的根本問題——人口激增以及市區的不勝負荷。

戰後香港人口急升一倍，達超過一百五十萬人。之後二十多年間，人口以每年平均十萬的速度澎漲，至七十年代人口已達四百萬。利用興建和分派徒置屋邨和廉租屋等公營房屋，政府掌握了人口規劃的主導權，有效而快迅地將人口合理安置到新市鎮，並推動新市鎮發展。在新市鎮的規劃中，公營房屋比例佔了住宅的七成。1971年仍然有81.1%人口居住在市區，到了1981年，已經減到72.9%。

🏡將公屋成為人口轉移的誘因
低廉的租金，不但吸引市民甘願被「發配邊疆」，而且減少了人口流動。當年，一家人若要在寮屋有一席之地，往往一個月要花四十餘元，佔了他們一半薪水，而且通常都是幾家人合租。不過徒置大廈的租金直至1965年都維持在每戶每月15元。故此，一旦上了公屋，居民便再沒壓力和動力搬出。相比起私人市場每年9%的遷出率，公屋只有0.2%，公屋人口長期處於低流動性。

學者Manuel Castells曾經提到，香港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成功訴諸於公營房屋的角色，讚揚公營房屋的租金和地區優勢幫助經濟發展。在工業騰飛的六七十年代，公營房屋為工人提供了靠近工廠的住所，低廉的租金讓工人生活穩定。解決了工人生活中最大的住屋和通勤問題，整體工資不需要持續增加，使香港出口製造業在控制成本之下維持了競爭力，間接牢固了需要大量人力的製造業在香港的發展。

常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當初一個隨手拈來應急的公營房屋政策，誤打誤撞，變成了殖民地時期最大的遺產，「借來的政策」沿用至今，或許是始料不及。事過半世紀，隨着一個個老舊屋邨不復返，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燃燒著的仍是昔日的那團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