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滯的時空(三)──冬日的栗子

每逢秋冬時節,寒風凜冽之時,最幸福的是街角偶爾飄來一股帶著微焦的甜香──炒栗子的香味。記得小時候一輛輛木頭栗子車排列在大路小巷,或是聚集在戲院前,都會嚷著要父母買一包,然後捧在手裡,隔著黃雞紙袋感受栗子炙熱的溫度。一邊行一邊剝來吃,是當時最滿足的享受。 近日天氣又突然轉冷,在觀塘地鐵站外又看栗子小販檔蹤影。炒栗子的氣味夾雜在空間中,在平日的汽車廢氣中帶點甜意,檔主用鑊鏟翻動鑊中的糖砂,炒起一陣灰白煙霧,隨著「沙沙」的磨擦聲飄散,吸引路過的人。檔主的栗子車顯然有點歷史,木頭混合鐵板,像哈爾移動城堡,古老而粗獷,又帶著樸實的魅力。一格格木抽屜還藏著煨番薯、炒銀杏、鹽焗鵪鶉蛋、雞蛋等。 存放栗子的木桶放在一旁,上面有歲月痕跡,檔主說這是全人手製的,用了很多年。特別的是栗子桶不同一般的木桶,它為了保溫設計成上窄下闊,蓋上蓋子後,熱空氣留在桶的底部。昔日用的木材和做工比較講究,除了保溫外,還可以疏水氣,使栗子不會變得太過軟腍。有的攤檔用天津栗子,有的用山東栗子,兩者都帶點粉香,檔主用糖和砂作導熱的媒介,人手不停炒動,以糖砂的熱力去燴熟栗子,並滲透到栗子的中心。 十年多前,政府開始管制街邊無牌小販檔,栗子檔越來越罕見,仍留在街上的,只有一些持牌的流動小販,遊走在各個社區,要找到他們便要看自己的運氣了。昔日十元八塊的栗子,雖然糖砂會黏滿雙手,栗子的碎屑也會藏到指縫,然而卻滿載著回憶和寒冬的暖意。剝著手中的栗子,彷彿又回到某個時空。

港英的文化多元: 羅廟街與摩羅廟

些利街清真寺,俗稱「摩羅廟」位於些利街,毗鄰摩羅廟街,建於1849年,與英國國教聖公會位於花園道的聖約翰座堂同年落成,距今已有170年歷史,是香港首座清真禮拜堂。英國政府與清國於1842年簽《南京條約》,維多利亞城才剛剛築起,不到八年,港英政府已想到為這華洋雜處、文化多元的香港,城市的中心地段,興建清真寺。 早年的些利街清真寺僅為一所小石屋,供來港參軍或擔任警察的印度人,以及遠道來港作短暫停留的穆斯林商人及海員作祈禱之用,佈置十分簡陋。直到1870年,該寺再獲撥地擴建,此時的清真寺才變成我們現今所見模樣的雛型。 現時所見的些利街清真寺是在1915年重建的版本,該版本保留了1870年舊寺的呼拜塔(Minaret),乃該寺的標誌性建築。呼拜塔位於正門旁邊,高達三層,塔頂有鄂圖曼帝國的族徽 – 新月圖案,再配以星星圖案以作點綴。穆斯林一天需進行五次禮拜,每逢到了進行禮拜的時間,工作人員便會在呼拜塔上呼叫,提醒穆斯林祈禱。 禮拜殿位於清真寺內,入寺前需用設於寺外的水龍頭清洗腳部及脫鞋。禮拜殿呈矩形,中央設有一個小穹頂,小穹頂上鑲了八塊印上經文及宗教圖案的彩繪玻璃。該殿可容納接近400位信徒,不設座椅,全殿均鋪上鬆軟的花紋地氈供人席地而坐。在進行禮拜時,穆斯林均會面向伊斯蘭教聖城麥加所在的方向,亦即殿內設有壁盦(Mihrado)的那面牆祈禱。就是這歷史重要性,這幢建築獲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除了清真寺及呼拜塔外,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建築群還有位於清真寺旁邊的穆斯林住所,該處亦獲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二級歷史建築。該穆斯林住所建於上世紀初,作收容從印度來港的穆斯林之用,屬港島現存最古老民居之一。目前大概有二十戶穆斯林家庭居於該處。 香港因著其殖民地歷史,再加上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成為一個華洋雜處、中西文化交匯,且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亦成了不同宗教百花齊放的舞台。,相信每當提及伊斯蘭教,不少市民或會不自覺聯想起與九龍公園為鄰的九龍清真寺,但原來全港最古老的清真寺是位於港島半山扶手電梯旁的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又名些利街清真寺)。 時移世易,香港結束了殖民時代。香港伊斯蘭教團體在這百多年間,不只吸收從南亞及西方而來信眾,還有來自北方的中國回民,成為本港六大宗教之一。清真寺的呼拜塔改用擴音器提醒穆斯林祈禱,些利街清真寺亦因應香港的作息時間而把正午的禮拜從中午十二點改為一點多……但穆斯林依然堅持一天進行五次禮拜,一百七十多年來不曾改變,始終如一。

只因石峽尾大火?自帶光環的公營房屋政策

走進屋邨話當年,老人家每每提到的,都是1953年那場石硤尾木屋大火。熊熊烈火,一夜間毀掉五萬多人的家園,卻燃起了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的苗頭。從政府雜亂而臨時的政策,的確容易令人聯想到,公營房屋是對一場災難而啟動的應變方案,及後逐步改進為長遠發展規劃。然而,政府靈機一觸的徒置政策,處理的問題似乎從來都不是改善居住環境、推動福利政策發展。 🔥不只一次大火 1950年東頭村、李鄭屋村寮屋大火;1951年候王廟村、天后村、東頭村寮屋大火;1952年九龍塘村、山谷村、石硤尾村寮屋大火;1953年何文田村、九龍仔村、西頭村、石硤尾村寮屋大火。每年幾次的寮屋火災,每次過千人受災。但是,直至那場影響五萬多人的大火之前,政府的態度似乎是愛理不理。 大火之後,政府迅速搭起臨時房屋「包寧平房」安撫災民,又在一年後落成第一個徒置屋邨石硤尾邨,讓災民「上樓」。但是,在徙置事務署的年報中,政府相當強調「我們需要的,基本上並不是要為社會上觸犯法律的那群人改善生活環境⋯我們的任務是發展一套快捷而實用的方法,在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解除寮屋區的火災危險及對公共衛生和秩序的威脅」,這段說話隱約透露解決寮屋問題的意圖。恰巧地,1954年市政局緊急小組委員建議政府成立徒置事務處,其職責除了興建和管理徒置大廈,更包括管理寮屋區、防止僭建和清拆寮屋。 👨‍👩‍👧‍👦人口壓力才是關鍵因素 五十年代,香港約有二十五萬人,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居住在寮屋區。這些區多數是一、二層高的小平房,土地使用率極低,又佔用不少市區用地。對於戰後需要大量土地復甦的香港,相比人道考慮,政府更關心的是香港山多平地少的現實。因此,政府其實是借徒置政策處理寮屋問題,目的是收回市區用地。 1954至64年間,只有寮屋居民才有資格遷徒安置。二十年間,政府興建了二十三萬個單位,為超過一百萬人提供居所,當中七成都是徒置屋邨。徒置政策雖然未能解決寮屋問題,卻有效疏導了社會的根本問題——人口激增以及市區的不勝負荷。 戰後香港人口急升一倍,達超過一百五十萬人。之後二十多年間,人口以每年平均十萬的速度澎漲,至七十年代人口已達四百萬。利用興建和分派徒置屋邨和廉租屋等公營房屋,政府掌握了人口規劃的主導權,有效而快迅地將人口合理安置到新市鎮,並推動新市鎮發展。在新市鎮的規劃中,公營房屋比例佔了住宅的七成。1971年仍然有81.1%人口居住在市區,到了1981年,已經減到72.9%。 🏡將公屋成為人口轉移的誘因 低廉的租金,不但吸引市民甘願被「發配邊疆」,而且減少了人口流動。當年,一家人若要在寮屋有一席之地,往往一個月要花四十餘元,佔了他們一半薪水,而且通常都是幾家人合租。不過徒置大廈的租金直至1965年都維持在每戶每月15元。故此,一旦上了公屋,居民便再沒壓力和動力搬出。相比起私人市場每年9%的遷出率,公屋只有0.2%,公屋人口長期處於低流動性。 學者Manuel Castells曾經提到,香港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成功訴諸於公營房屋的角色,讚揚公營房屋的租金和地區優勢幫助經濟發展。在工業騰飛的六七十年代,公營房屋為工人提供了靠近工廠的住所,低廉的租金讓工人生活穩定。解決了工人生活中最大的住屋和通勤問題,整體工資不需要持續增加,使香港出口製造業在控制成本之下維持了競爭力,間接牢固了需要大量人力的製造業在香港的發展。 常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當初一個隨手拈來應急的公營房屋政策,誤打誤撞,變成了殖民地時期最大的遺產,「借來的政策」沿用至今,或許是始料不及。事過半世紀,隨着一個個老舊屋邨不復返,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燃燒著的仍是昔日的那團火嗎?

原來土瓜灣真係有瓜—土瓜灣的名稱由來

土瓜灣今日的發展雖不及九龍的黃金地段,但其歷史卻可追溯至北宋時期,源遠流長,冠絕港九。每逢談及土瓜灣的歷史,相信各位都聽過九龍城宋皇臺的典故,但原來土瓜灣的名稱緣起和宋室君臣逃難的歷史亦有著莫大關係。 在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宋恭帝趙顯被俘。宋臣文天祥、陸秀夫等人護送年幼的宋瑞宗趙昰及其弟益王趙昺(亦即宋恭帝胞弟)逃難,一行人經水路輾轉逃至九龍官富場(當時的官方鹽場,即現今九龍城一帶),並在該地建立行宮。相傳宋室一行人抵達官富場時,村民紛紛出門迎接,並向他們獻上糧食,其中便包括了由村民所種植的土瓜。由於村民們護駕有功,宋帝便賞賜他們黃緞巨傘一把,以示表揚。直至宋朝滅亡之後,每逢土瓜灣一年一度的龍舟競渡,村民仍會先把御賜黃緞巨傘設於巨舟之上,由紳耆率領一眾村民向巨傘叩拜後,方開始進行比賽。土瓜灣的名字亦因其村民種植土瓜,並供奉給宋室享用而得名。 除了這個與宋室逃難有關的典故外,亦有人指出土瓜灣是因其獨特的地形而得名。從前土瓜灣對開的海面有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座廟,內裏供奉有珠江水神之稱的龍母。該廟面積雖小,大有名氣,在清朝嘉慶年間的《新安縣誌》已被列作古蹟。該小島與土瓜灣一名的緣由可追溯至1902年由香港政府製作的《九龍半島圖》,那時小島已被標作「土瓜環島」。 此後,香港作家吳灞陵在1930年代曾編寫《旅行手冊》一書,書中直接把小島稱作「土瓜灣島」。書中亦有提及當時該小島乃談情聖地,有不少情侶從土瓜灣乘坐小艇到島上遊覽,觀賞知名地標「魚尾石」,並順道到島上的海心廟參觀。除了《旅行手冊》一書外,有些本地居民亦因島上有一海心廟,而把土瓜灣島稱作海心島。 時移世易,隨著六十年代土瓜灣填海,土瓜灣島與土瓜灣陸地連接,昔日年青情侶相約乘船至海心島遊玩的景象已不復見。但我們仍可前往賽馬會在土瓜灣新海旁興建的「海心公園」,欣賞昔日屹立於島上的魚尾石,遙想土瓜灣數百年以來的滄海桑田。 其他文章可以瀏覽: www.hklocalstories.com #土瓜灣 #風物志 #宋皇臺

細說那些年的香港天空部落(二) : 消失的天台學校

想想曾經,在香港最高峰的時期便有192間天台學校,真能算是一個獨特的天空族群。而在那麼狹小的露天空間之上,在師資不那麼充裕的情況之下,仍能劃分出多個級別,學生的上課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日常的天台學校,劃分成上、下午兩大時段,上學時間也就4個小時。大部份的天台學校每邊建有兩個課室,居中的空間成了所謂的操場,是學生們課餘或小息時活動的場所,跳跳繩、捉迷藏、打打球等,基本的設備也算是齊了吧? 不過之前提到,一個班內包含了數個班級,老師又是如何教學的呢?要知道當時的師資缺乏,一個老師就得同時教授數級的學生,幸好的是當時的辦學目標只在於識字、識計算,所以教學的內容也不複雜難明。老師一般會先教某一級的學生認識一些詞語詞彙與句式,然後再讓他們於練習本上抄寫數次,畢竟只有熟能生巧嘛。如果是教算術的話,則機械式地讓他們重複練習同一題型的數學題,而老師便趁這級學生的練習時間來教授另一級的學生,時間分配上是真的緊絀非常。 雖然天台學校在配套上都略顯簡陋,可是卻也正正解決了當年學校供不應求的問題。天台學校的學費也不昂貴,每個月繳交學費5元 (當時一份碟頭飯大概是1元半),校方便會提供書薄、校服和書包。每月多繳1元,便能享用志願團體提供的膳食資助──早餐及午餐:早餐提供一杯牛奶與一塊麥餅,以營養為先;午餐是黃豆餐肉飯,每日供應。菜單日日如是,永不更替,有的人厭煩,卻也有人每每想起仍覺津津有味,也算是一個獨特年代的食物記憶。 直至1963年,香港的天台學校共有147間,學童更達4萬多人。只是,隨著1977年的來臨,政府宣佈徒置大廈要大幅加租以後,天台學校的成本劇增,在對比之下,家長漸漸轉至選擇官立學校。就讀需求的減少、清拆徒置區等等因素之下,曾是50至70年代特色的天台學校步入歷史墓地之中,成為一代人的追憶。

元、清的戀宋情意結:二王村、古瑾圍、馬頭圍

在南宋末年,大臣陸秀夫在元軍步步進迫下攜同益王趙昰(端宗)與衛王趙昺,以及一眾宗親大臣循水路南逃來港,在九龍官富場(即現今九龍城一帶)建立行宮,為時約六個月。當時,益王及衛王常常前往官富場附近一山崗遊覽,該山崗亦因益王以「聖上」之身份遊覽而被稱作「聖山」,山崗上的巨石後來亦被稱為「宋皇臺」。眾人在官富場一帶享受了一段短暫的安穩日子,期間元軍繼續窮追不捨,群臣只好隨駕輾轉逃往淺灣(即今荃灣),再進駐碙州(即今大嶼山),端宗更於該地一病不起,年僅十二歲便撒手塵寰,不久陸秀夫率領祥興少帝及數萬遺臣蹈海赴死,南宋亦正式滅亡。 二王村、古瑾圍的由來 事實上,在陸秀夫等人前往淺灣逃難時,亦有部分臣子選擇留在官富場行宮一帶定居。他們把其落地生根的村落喚作「二王殿村」,以紀念兩位宋皇。後來,眾人為免引來元朝當局起疑及追究,遂把名稱改作「二黃店村」。時至數百年後,清朝嘉慶年間寫成的《新安縣誌》,甚至是1863年香港政府的九龍規劃地圖,亦能看見「二黃店村」的蹤影。 留在香港的,除了一眾臣子外,還有一群宋室宗親。他們亦在「二王殿村」村附近建立了另一條村落,名為「古瑾圍」。「瑾」意即赤色美玉,乃古代顯赫望族才有條件收藏的珍品,其「古瑾」之名亦有指是為了暗示祖先身份尊貴,為皇族後人。和「二黃店村」情況相近,在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寫成的《新安縣誌》亦可找到有關「古瑾村」的紀錄。 只留下「上帝古廟」石門拜的是哪位 古瑾村落旁邊的「上帝古廟」,因廟內的男女神像的衣冠與皇帝皇后的打扮甚為相似,所以亦有村民假借供奉北帝,實為以「上帝」之名偷偷供奉宋室祖先一說。然而,自清初「復界」(撤回遷界令)後,有不少來自廣東一帶的多姓人士遷到「古瑾村」及「二王殿村」旁聚居。他們的人口漸漸增加,最終建立了「馬頭圍」(「馬頭」乃碼頭的古稱,取名自現今馬頭涌一帶的舊碼頭)。再過了好些年月,「馬頭圍」人口遠超「古瑾村」及「二王殿村」,前者因村民在光緒年間遷返東莞縣而從此消失,後者亦因人口漸漸減少而被併入「馬頭圍」,時歷三個朝代後,正式走進歷史。 儘管兩村已湮沒於歷史長河,然而我們如今仍可在九龍城露明道公園一睹「上帝古廟」的遺址。石門對聯:「真義著千秋,煌煌氣象;武功超萬古,赫赫聲靈」說的就是宋至忠臣的浩然之氣。旁邊亦由國學大師饒宗頤於六十年代所書的紀念碑文。 #馬頭圍 #二王村 #古瑾村 圖源: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 – 港島與九龍》(香港:天地圖書,2011),頁276。

和而不同—從「小潮城」變成「小泰國」的九龍城

素來有「小泰國」之稱的九龍城,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他它曾經也是個「小潮城」呢?早在五十年代之初,這裡是一個聚滿潮州人的舊城區,自從經歷了二次大戰後,大量的潮州人移居香港,進駐到衙前圍道一帶,昔日的這條古道有不少潮州人經營的商店呢,比如藥材、米舖、和雜貨舖等,食肆如「樂口福」和「斗記」更是口耳相傳的街坊老菜館。 可是,隨著城寨被拆、人口老化、和啟德機場搬遷等,原來「小潮城」的風光漸漸不再了。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喜愛前往泰國娶妻,當中尤以居住在九龍城寨的人為多。再者,來到香港居住的泰國人一部分都是祖藉為潮州的泰國華僑,在不諳粵語的情況下,選擇在較為「親切」的「小潮城」聚居最自然不過。為了謀生,為了生活,這些遠嫁代他鄉的泰藉人妻只好開設泰菜餐廳,一間接著一間的泰國餐廳、商店取代原來的潮州老店,城南道一帶早已被泰國旋風所佔據了。三十年前起,泰國商人亦開始來港進行貿易生意,因為九龍城正能乘著鄰近機場,又兼租金比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等區便宜之利,所以也易受泰國人的喜愛,漸漸在此聚集起泰國生活族群。 原來沉寂的舊城,在泰式食肆、小賣店的進駐下又再帶動起繁囂一面,褪去「小潮城」的名稱,九龍城在人們的口中被更名為「小泰國」。先不說在城南道那些百花齊放的泰式食店,即便走在賈炳達道與衙前圍道時,除去了知名的豪華餅店出爐蛋撻、蘭英小食的惹味沙嗲串燒外,走過每個街口,總會遇到一間泰國餐廳,不然就是泰國雜貨店,售賣各式各樣的泰國食品和生活用品,街上滿飄逸泰國風情。 最有趣的是新年潑水節、周末早上向和尚布施,甚至拜四面佛這些傳統習俗也帶進城中,即便是自成一角的異國文化,在這個舊城異鄉卻沒有與區內的其他民族產生矛盾,衍生成一種和而不同的,獨特的城市風貌。

樓下車房。留不下(一)

「車房佬」,想像中總帶一身機油髒污汗臭。明明就生活距離中,卻留不住印象痕跡,如非車有所求,更形陌生。反而車房中的小狗小貓、車房外騎樓底的燕子巢,搖晃著的招牌,令這城中一景更添和諧。騎樓車房,原是香港發展歷史的里程碑,現在也隨著舊香港印象,徐徐衰老。 *唐樓與車房雙生共老* 無論是騎樓式唐樓,還是車房的出現,都見證了香港一段急速發展的過程。常言「有瓦遮頭」足供黎民棲身,此話對人、對車也通用。特別在上世紀初從香港有第一輛汽車開始,第一間車房就在灣仔一騎樓底下應運而生。市民生活足跡擴展,為了代步,擁有私家車輛除了是身份象徵,也有縮地縮時實際需要,特別在70、80年代香港道路使用者數量暴增,個體式經營的騎樓車房數量隨之急增。 參考機電工程署與運輸署資料,全港約有2700間車房,為香港75萬架私家車輛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比例約為1:278。騎樓車房應運而生之時,亦成就不少獅子山下致富的故事。戰後嬰兒潮爆發,港英政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後,並無特別針對草根階層的專業培訓。車房技工入行無需經驗,師傅領進門,熟能可生巧。只要耐得住富壓迫感的工作環境,加上耐得於漆油機油的刺激氣味,都歡迎入行。電影《英雄本色》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Mark哥周潤發外,就要數為釋囚提供更生機會的「堅記車房」,這也是一間樓下車房。 *車房共構舊香港城景* 樓下車房有聚落範式,主要集中於唐樓地鋪,特別是在「私家街」密集的社區當中,與及在有騎樓的唐樓底下,一來可偷位為車庫,二來樓底較高,工作容易,更可以唧升疊放車輛。曾經的銅鑼灣大坑、大埔舊墟、黃大仙慈雲山、九龍城土瓜灣的十三街、明倫街一帶等,都棲集了車房群落。社區對車房的包容,在當前時常講公共空間公平使用的香港甚為罕見。車房與社區早有默契,在不抵觸《噪音條例》下,默許車房使用內街偷位打蠟、噴漆,或陳置新接待修車輛,與鐵皮簷角、魚骨天線、紅漆鋪名、麻雀吱喳,共構老香港的浮生像。據估計,現時全港約有9250個車房技工,當中約7400人已向機電工程署註冊,零散分佈在各大小新式車房和騎樓車房中。不少車主修車較常選用騎樓車房,取其快手、良好商譽或收費較相宜的一家,而車房招徠主要靠舊客朋友介紹。對比新派集團式車房,個體戶的騎樓車房就似是赤腳醫生,解決了車輛的機械奇症。 *新樓新社區催促樓下車房退場* 隨著城市發展,高價樓房再難以容納充溝機油氣味、鐵鏽污染的騎樓車房。城市越來越繁燥的生活,居民也開始對居住的環境有所要求。又有誰希望在家中長期聽到鐵打的噪音,嗅到煤油的氣味,床頭樓下就是一樽樽的易燃物品。舊社區重建步伐聲迫,舊式唐樓群落將退出公眾視野,而唐樓之下的騎樓車房,亦將隨之步出歷史舞台,如同牆上褪色的招牌紅漆。

《農圃道上的儒學風流》

1949年,內地政權出現變化,不少知名學者從內地南來香港辦學,為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及內地來港的青年提供本地升學的機會。其中,張其昀、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等人共同籌辦一所夜校,名為「亞洲文商書院」,並租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校舍作為課室。一年後,上海商人王岳峰在深水埗桂林街斥資購置兩層新樓,供書院作固定校舍,此時「亞洲文商書院」亦正式改為「新亞書院」。 桂林街時期的書院雖擁有固定校舍,但校舍設施簡陋,大多本地學生均要求豁免部份學費(甚至全免)始肯入讀,當時學生人數不足一百人,而學費收入卻僅得百分之二十;除此以外,學校並無校工,常務由老師同學兼任,廚師則由王岳峰從家中派來。 農圃道校舍出自名師建築 屋漏偏逢連夜雨,商人王岳峰在書院遷至桂林街兩個月後亦無力再為書院提供援助,錢穆教授只能遠赴台灣尋求當局的經濟支援。後來,新亞書院獲得耶魯大學雅禮協會資助,先後租用九龍數處地方作為校舍,終於1956年在雅禮協會、美國福特基金會等多個機構資助及香港政府撥地的情況下,選址土瓜灣農圃道,建立校園(即現今土瓜灣新亞中學的前身)。 農圃道新亞校園由出自中國近代著名建築師、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創會會長徐敬直的手筆。校舍建築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簡約風格,強調功能性,著重對線條的運用。該校舍在1956年落成時僅得一座L型的教學樓(即現今A座及B座),以及一座設有演講廳的圓亭(即現今S座)。及後經歷數次擴建,才逐漸發展成今日的模樣。值得一提的是,農圃道校舍的大禮堂直至1963年(即香港中文大學創校年份)才落成。新亞書院在農圃道渡過了十數載時光,跨越大專及中大成員書院這兩個重要時期,前港大校長徐立之、前警務處長李明逵,以及知名哲學家李天命的新亞歲月亦是於農圃道渡過。 種下「錢公柳」及鳳凰木 直到1973年,新亞書院正式遷入馬料水中大校園。新亞教育文化基金會便在時任港督麥理浩同意下,在農圃道校舍創立新亞中學,和新亞書院一樣以出自《中庸》的「誠明」作校訓,一來勉勵學子視學業與做人為同等重要的事業;二來亦顯示出新亞中學與新亞書院同宗同源,一脈相承,同樣視發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除了獨特的校舍建築及校訓之外,新亞中學校園內的植物亦帶有新亞書院昔日的影子。校園內的誠明花圃除了有由錢穆教授所題,刻有校訓「誠明」兩字的誠明石之外,還有由錢穆教授在1965年向中大請辭後,紀念在該花圃作最後演講而親手種下的楊柳,因此又名「錢公柳」。此外,校園近圓亭位置亦種有數棵鳳凰木,鳳凰木有「火熱青春」之意,每逢春天鳳凰花盛開之時,鳳凰木在校園內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潤物無聲,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新亞學子,見證著他們熾熱地追求知識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