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圃道上的儒學風流》

1949年,內地政權出現變化,不少知名學者從內地南來香港辦學,為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及內地來港的青年提供本地升學的機會。其中,張其昀、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等人共同籌辦一所夜校,名為「亞洲文商書院」,並租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校舍作為課室。一年後,上海商人王岳峰在深水埗桂林街斥資購置兩層新樓,供書院作固定校舍,此時「亞洲文商書院」亦正式改為「新亞書院」。 桂林街時期的書院雖擁有固定校舍,但校舍設施簡陋,大多本地學生均要求豁免部份學費(甚至全免)始肯入讀,當時學生人數不足一百人,而學費收入卻僅得百分之二十;除此以外,學校並無校工,常務由老師同學兼任,廚師則由王岳峰從家中派來。 農圃道校舍出自名師建築 屋漏偏逢連夜雨,商人王岳峰在書院遷至桂林街兩個月後亦無力再為書院提供援助,錢穆教授只能遠赴台灣尋求當局的經濟支援。後來,新亞書院獲得耶魯大學雅禮協會資助,先後租用九龍數處地方作為校舍,終於1956年在雅禮協會、美國福特基金會等多個機構資助及香港政府撥地的情況下,選址土瓜灣農圃道,建立校園(即現今土瓜灣新亞中學的前身)。 農圃道新亞校園由出自中國近代著名建築師、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創會會長徐敬直的手筆。校舍建築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簡約風格,強調功能性,著重對線條的運用。該校舍在1956年落成時僅得一座L型的教學樓(即現今A座及B座),以及一座設有演講廳的圓亭(即現今S座)。及後經歷數次擴建,才逐漸發展成今日的模樣。值得一提的是,農圃道校舍的大禮堂直至1963年(即香港中文大學創校年份)才落成。新亞書院在農圃道渡過了十數載時光,跨越大專及中大成員書院這兩個重要時期,前港大校長徐立之、前警務處長李明逵,以及知名哲學家李天命的新亞歲月亦是於農圃道渡過。 種下「錢公柳」及鳳凰木 直到1973年,新亞書院正式遷入馬料水中大校園。新亞教育文化基金會便在時任港督麥理浩同意下,在農圃道校舍創立新亞中學,和新亞書院一樣以出自《中庸》的「誠明」作校訓,一來勉勵學子視學業與做人為同等重要的事業;二來亦顯示出新亞中學與新亞書院同宗同源,一脈相承,同樣視發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除了獨特的校舍建築及校訓之外,新亞中學校園內的植物亦帶有新亞書院昔日的影子。校園內的誠明花圃除了有由錢穆教授所題,刻有校訓「誠明」兩字的誠明石之外,還有由錢穆教授在1965年向中大請辭後,紀念在該花圃作最後演講而親手種下的楊柳,因此又名「錢公柳」。此外,校園近圓亭位置亦種有數棵鳳凰木,鳳凰木有「火熱青春」之意,每逢春天鳳凰花盛開之時,鳳凰木在校園內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潤物無聲,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新亞學子,見證著他們熾熱地追求知識的青春歲月。

九龍城寨:那些年的愛護動物L與狗肉店

「你,吃過狗肉嗎?」 我曾經這樣問過家人。他們說以前在內地吃狗肉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有些人甚至連兔肉、貓肉都吃過。雖然之前也有聽過廣州菜系便有一「狗肉煲」,只是我卻沒有想過,在50、60年代的香港原來也曾經流行吃狗肉,在九龍城的狗肉食堂更比比皆是,單是龍津道上便有不少賣狗肉的餐館。根據1952年的一份香港警察報告所示,在九龍城寨中毒品聚集地有154個、色情場所11個、賭場7個,以及狗肉店13間,大多數都是非法經營的。若想看看那時的景況,可以去看看王晶2017年出品的電影《追龍》,電影內把當時城寨中的「香肉館」,即賣狗肉的餐館攤檔大致還原了出來。 要知道,當時狗肉被坊間稱為「香肉」又或「地羊」,有滋補祛毒的食療功能,所以賣狗肉的餐能也跟著改為「香肉館」。那時更流傳了一句粵語說法:「狗肉滾三滾,神仙企唔穩。」意指狗肉正是進補佳品。當時,便有中醫指狗肉是中藥,稱其「味咸性溫,可補中氣」,有溫腎壯陽的果效,以致大家更愛在冬天吃狗肉進補,也難怪城寨中的狗肉食堂生意如此興隆。 誰是第一代愛護動物L:周壽臣 曾經,香港與廣東一樣,都是流行吃狗肉的一隅。然而,自十九世紀英國殖民者漂洋到港後,這種全民吃狗肉的風氣受到了壓制,加上1949年香港島出現大量的狂犬病,大量狗隻病亡。香港首名華人行政局議員、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周壽臣爵士等愛狗名人乘機向港府遞上「禁止屠狗」的請願書,建議應制訂法例來規範吃狗肉的人士,更希望能停止在港的所有狗肉買賣。 歐洲大陸早就有動物權益的保障。英國在十九世紀中期更有純種犬的階級觀念。時為英殖民地的香港也在1935年通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禁止倒掛家禽。不過,港英政府一直不肯立法禁止食狗,並認為「吃狗肉是一種中國傳統習俗」,胡亂立法可能會激化殖民地矛盾。 然而,當時香港華人精英、社會賢達開始出入狗展,「住洋樓,養番狗」成為傳統精英的生活標準。周壽臣自小接受英式教育,又在大清推動下,派美留學,思想西化,自然也是養番狗之人。在周壽臣等華人精英推動之下,港英立法局在1950年通過《貓狗條例》,規定「禁止貓、狗屠宰和貓、狗肉售賣」,吃狗肉在香港變成不合法的行為。立法雖易但執法難。及至1998年才有首宗案例,當時男子歐木添被發現於將軍澳臨屋區劏狗被捕,結果被罰款2千元及入獄一個月,緩刑一年。 法例在港島區或許具有約束力,可是在政府勢力不能及的邊緣地帶,比如新界或三不管的九龍城寨,仍然存在很多地下狗肉市場,狗肉賣買仍不間斷。也是因為如此,在那些年的九龍城寨中,有著這樣的一段食狗肉的有趣見聞。隨著《貓狗條例》推行的30年後,在公民教育的教化下,人們開始有了「狗,是人類的朋友,而吃狗肉是殘忍行為」的概念,把狗當作寵物的西方觀念漸漸融入港人思想,香港人吃狗肉這段往事亦相繼埋進歷史墓地。

樓下車房。留不下(二):70-80年代港產片中的車房

編劇用文字講述故事,導演用畫面展現故事,二者合一就成了電影中所紀錄的故事。幾十年來,別具風情的樓下車房承載了香港回憶,自然也必然會成為本地電影中編導必然寫到的敍事題材。《英雄本色》、《精裝追女仔》、《醉生夢死之灣仔之虎》、《烈火戰車2極速傳說》,解構幾部以車房為題材的經典港產片,車房雖然無法展示演技,但在光影世界呈現出範式,讓世界為其建立充滿機油、市井的印象。然而,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樓下車房」與「電影車房」經歲月洗禮,也難敵社會變遷。 「電影裡的車房與黑勢力的光暗雙生」 都市傳說香港電影事業是黑社會最佳的公關與洗錢場所,素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的香港拍出的警匪片、黑幫片叫好叫座,有言是因為取材夠真夠準。事實上華人幫會在港英治下默許發展,盛於六、七十年代,大量基層或抵壘香港的移民加入幫派,而涉黑投資者開片出人出錢,一時出現大量人材投身影圈。但勇於講述黑社會故事的經典之作卻始現於八十年代末,《英雄本色》一句「我無做大佬好耐啦」,將黑社會電影推上潮頭,但黑勢力對社會、對影圈的影響力,在公共管治日益仔細的香港,原來已經大不如前。即使《古惑仔》系列風靡一時,但明目張膽加入幫會的行為,早已不為主流社會所接受。 同一時間,香港急速發展需要大量基層藍領填補實缺。六七暴動前香港尚未實行在強制小學教育,社會明顯出現草頂與草根階層分野。草根階層橫向填補香港發展的基層技術需要,車房與電影業吸納大量勞工,直到九十年代依然廣徵人材。無獨有偶,電影行內也稱流水製片團隊為「車房」。 「電影裡車房技工的市井」 因為人員來源甚同,樓下車房與電影圈具有共性,投身容易、手辦眼見,手繭不需要靠文學增潤,所以現實中的「車房仔」普遍粗豪,電影中的車房仔盡量忠實呈現出行業特色:文化缺失、污糟邋遢、涉黑社會。《烈火戰車2極速傳說》中的主角與車房相熟,喜歡改車、賽車,書寫追求刺激和英雄感是年輕人共同的特性,不顧後果,甚至比黑社會更野蠻。《醉生夢死之灣仔之虎》中講述以陳耀興為原型的黑社會大佬,通過車房接觸到黑社會,從無名小弟到隻手遮天,人物書寫強悍而悲壯。對比描寫英雄遲暮的《英雄本色》,《灣仔之虎》將幫會人物形象貼金,車房仔也與有榮焉。《英雄本色》則點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力感,不論是車房仔難以向上流動,或是黑幫人物無法脫離江湖的命運諷刺,引社會大眾通感不無唏噓。至於以惡搞《英雄本色》而大收旺場的《精裝追女仔》,同樣名為「堅記車房」、同樣擔當主角的周潤發一洗大哥形象,滿口髒話庸俗下流,與其他主角一同演活市井小人物。從幾套電影中,歸納出電影世界對車房技工的形象,通具悍性、市井、無法上流,甚至與黑社會有關聯,某程度上也是對當時現實的一種忠實呈現。 「電影車房與樓下車房的命運」 樓下車房與電影車房一起走過青葱歲月,但歲月不留人,潮流的巨輪令電影車房先告落幕,而一次車房爆炸,社會為樓下車房敲響警號,其命運將會是如何呢?

大火66年,仍留寮屋38萬間 

1982年,房屋署轄下的寮屋管制組及寮屋清拆組(寮仔部)展開全港寮屋住戶調查,登記寮屋及居民資料,目的是遏止寮屋增長。隨着一組組紅漆字掃在外牆,57萬間寮屋被詳細紀錄下位置、尺寸、物料和用途等資料,正式獲得「暫准存在」,直至清拆或自然流失。然而時至2016年,全港仍有約38萬間登記寮屋分佈在700多個寮屋區,寮屋數字尚爭持不下。政府竟只以一個登記制度為寮屋問題草草作結,不禁令人思索數十年的公營房屋政策,寮屋問題究竟是否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 寮屋「移民潮」 要知道,1953年大火後,政府以極快的速度在多個寮屋區附近建成240幢徒置大廈,安置了近50萬人。令人沮喪的是寮屋人口在1964年不跌反升去到53萬的高峰,這跟當時的政策傾斜有關。1964年前徙置大廈只容許寮屋居民申請,但忍受着惡劣居住環境的遠遠不只是寮屋居民。當時統計,約有過百萬人口住在2800幢屬於戰前樓宇的唐樓之中。而正因為政府的政策傾斜,居住在破舊唐樓的居民,紛紛搬入寮屋以博取安置機會。因此,政府1964年發表《管制權宜住所居民、徙置及政廉租屋宇政策之檢討》白皮書,制訂徙置資格的規例,列出可以獲得優先徙置的對象,希望以廉租屋助以徙置屋邨,紓緩這種唐樓遷往寮屋的「移民潮」。 但是,徒置單位與廉租單位的比例是九比一,即使政府加設兩類平房區「 特許區域」和「認可區域」臨時安置居民,也無補於是。那段時期,在政府的刻意壓制下,寮屋區没有任何設施及公用服務,唯一的公共水源,也是按照每500名寮屋居民對1個街喉的比例舖設。而且,寮屋鮮有穩定的電力供應,電力服務多數由社團提供,居民需要額外付費。面對基本需求嚴重缺乏的生活,人們仍然選擇遷往或留下,可見所謂權宜之計,影響甚大。 移民湧入令寮居問題加劇 1972年,港督麥理浩開展「十年建屋計劃」。這個被喻為走出「徒置」局限的全港性房屋規劃,憧憬着更好的生活質素和更多的房屋供應,卻偏偏淘汰不了環境惡劣的寮屋。「十年建屋計劃」以安置180萬人為目標,最後只做到了一半。當年的徒置事務處長華樂庭(John Walden)後來被問到,「若十年建屋計劃没有延誤,寮屋問題就會被解決?」。他没有否認,同時也提出了非法入境者不斷增多的問題。的確,1976-81年間有40萬移民湧入,佔了人口增長近六成。加上錯誤估算的建屋速度,公營房屋效率大不如前。 然而,前房屋署副署長孟志淩 (Derek Messling) 將問題的根本歸究在「不同環節的供求失衡,而非房屋單位的短缺」。我們應如何理解所謂的供求失衡,1975-84年入住公屋的比例中,危樓居民(包括寮屋)有12000人;公務員 16000人;徙置屋邨重建居民有 86000人;輪候名冊、臨時房屋、擠迫戶有112000人。即是說,寮屋所屬的類別只佔5%,而在1993/94年度的房屋委員會報告更顯示轄下公屋的分配,「寮屋及平房清拆」亦只佔14.5%。 重建只惠及天台寮屋 今日寮屋上樓的最快方法,可能是等市區重建。可惜,這受限於市區重建的區域,也只惠及天台的寮屋,而住戶也要符合四個條件中的三個,包括(1)在凍結人口調查時已在該處居住兩年以上;(2)天台屋要在1982年6月1日前已存在並有寮仔部登記;(3)住戶符合申請公屋的要求,(4)在香港沒有其他居所。 數十年過去,我們把社會貧窮的大部分人推向「暫時性」居所,以十個煲九個蓋的方式,應付基層房屋需求。寮屋所代表的貧窮問題,現在只是轉移到郊區以及一幢幢舊樓和劏房之中。 *已登記寮屋的位置、尺寸、建築材料及用途需要與1982年的登記紀錄相同,才會獲暫淮存在。 *清拆天台屋的安置政策說明,住戶在1982年6月前入住及家庭半數人居港满七年,清拆時才獲得公屋安置。

樓下車房。留不下(三):城市中的炸彈

樓下車房就像一顆埋藏在地底深處的戰前炸彈,若即若離,對社區構成潛在危險。終於,在一次意外中,它被引爆了。 2015年4月26日,一個本來平靜的下午,慈雲山環鳳街永安樓地下一間車房,東主和職員如常工作。就在他們維修一輛石油氣的士的時候,的士因洩漏石油氣發生大爆炸,車房東主、的士司機和一名職員連同的士被強大氣流推出街外,四周頓成一片火海。最後,車房東主、的士司機及毗鄰玻璃店女東主死亡,9人受傷。然而,事情未有因這場三級大火被撲熄而完結,對死者的思念、負擔不起的大廈維修費、糾結的官司…… 這次車房大爆炸,敲響了社會對樓下車房安全隱患的警號,政府不得不面對這個燙手山芋。爆炸過後,消防處立即巡查全港3000間汽車修理店合共超過4600次,發現11宗過量貯存危險品,以及1宗不當貯存油渣的個案,並提出相應檢控。同年7月,屋宇署、機電工程署和勞工處發出聯合通告,向這3000間汽車修理店的經營者,闡明設於用作居住用途建築物的汽車修理店舖的安全要求。 看過這三個部門發出的聯合通告,才知道原來《建築物條例》規定,任何用作居住用途的建築物,不得用作汽車修理店舖或汽車油漆工作。機電工程署亦在通告羅列了對涉及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維修工作的安全要求,包括不能存放多於一個石油氣燃料缸、不可為石油氣燃料缸進行檢驗、驅氣或更換內外配件等,否則可被檢控。此外,勞工處提醒營運者需確保僱員工作時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提供安全的作業裝置及個人防護裝備等。 面對樓下車房這個早已存在的隱患,政府也非完全視而不見。翻查資料,機電工程署推出了數個自願性的計劃,包括2007年的《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2013年的「車輛維修工場約章計劃」以及2015年的「車輛維修工場自願註冊計劃」,令車輛維修技工的資歷及技能得到認同,以及提升車輛維修業的服務水平,藉此為日後推行強制性註冊制度做好準備。 樓下車房的存在,為一眾車主帶來很多的方便,亦養活了小本經營的車房東主及維修技工,但卻換來安全威脅及滋擾居民。這個兩難問題,可以如何解決?

那年九龍城趣聞錄:豔舞團

一直以來對昔日九龍城寨的印象除了「三不管」以外還有龍蛇混雜、「貧民窟」等,當中還不缺極具傳奇色彩的各種軼聞,包括今天提到的艷舞與人蛇艷舞,想都沒想過40、50年代的香港竟然流行過艷舞團,甚至盛極一時…… 在1950至1954年間,狗肉、白粉與妓女是九龍城盛行的三大行業,當中豔舞更是與妓女頗有淵源,因為豔舞便是出 自九龍城寨。流傳豔舞在九龍城寨原來有一段典故: 一個幫會的師爺在看到城寨妓女為了爭客而起爭執,還大打出手撕破衣衫弄得幾乎肉帛相見的一幕,圍觀的居民群眾無一出手勸交,還覺得畫面賞心悅目。當時他靈機一觸地想出「跳艷舞」,欲把賭檔改為艷舞場,怎料一經推出後,民眾非常喜愛觀賞,賺了不少利潤。 也有人說豔舞與1949年戲院放映的《春情熱舞》尤有關係,這套戲在當時廣受歡迎且戲房大賣,而城寨內的戲院便乘著這勢頭,找來了真人表演艷舞,結果令真人豔舞蔚然成風,就連其他戲院亦爭相仿效。四大艷舞戲院分別是龍宮、龍華、龍門、鳳凰,全都坐落於城寨之內,是大家看豔舞的集結地。然而,這些艷舞戲院的規模其實也不大,與其說是戲院,倒不如說是一大眾劇場,場內僅設一小型舞台供女豔星登台表演,餘下的空間便是觀眾席,大約可容納逾百人,說大不大卻是座無虛席,還次次爆滿人潮。 可惜,在1952年時城寨慘遭祝融洗禮,一場大火燒盡了三大豔舞戲院,為了另謀出路,寨內的艷舞團向外發展,終於走出九龍城寨,在其他地區開始公演,接觸的民眾愈來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荔園,也曾出現吸睛的豔舞表演(只是因為被批有傷風化而致其及後絕跡)。然而,在1954年的某天,某家戲院採用了半裸體的艷舞團女星站在戲院門口宣傳,不雅的舉動引起了警方注意,導致香港政府及後通過了法例禁止了豔舞表演,寨內的豔舞團相繼銷聲匿跡…… 《待續》

元朗雞地變鳳凰

位於新界西北有一片沖積平原,地勢低窪、土質富饒,古稱「圓塱」,即今日的元朗。早於唐、宋、元間已有人居住,明朝時更有墟市。舊墟因清朝鄧氏中舉而建,新墟於港英時期因反壟斷而建,回歸後,投放百億投資在兩墟之間的「雞地」,試圖千金變鳳凰。 元朗新墟代舊墟 清朝舊墟設於西邊圍及南邊圍中間之地,為賀錦田鄧文蔚於1669 年(康熙八年)中舉,墟市圍於鄧氏家族鄧文蔚一房「光裕堂」,即是今日元朗市中心的東北邊緣。 到港英時期,20世紀初期,舊墟地方已不敷應用。加上,八鄉、十八鄉和屏山等鄉民埋怨舊墟的生意及土地被鄧氏壟斷。因此,戴鉅臣、鄧英生、伍醒遲、梁惠戴、鄧可光、黎翌才、易贊臣等於1915年成立合益公司,並在舊墟西南面建元朗新墟,即今日的元朗市中心。 因為地方大,設施新,到三十年代,新墟且已發展成為新界西北最大墟市,慢慢取代舊墟。加上新墟地大,谷亭街就是當年買賣糶穀糴米的地方,又稱「米地」,再東又有一遍販賣雞鴨,就稱為「雞地」。今日在地圖及官方地名雖無「雞地」二字,但當時的殖民地官員建街時,則雅稱為「鳳」。因此有鳳翔路、鳳麒路、鳳琴街、鳳香街、鳳群街、鳳攸三街。 兩墟之間 雞地變YohoTown 仿傚同一集團於1985年落成的沙田新地市廣場,新鴻基地產於2003年計劃重新塑造元朗成為一個「發展完備及自給自足的健康快樂社區」,名為YOHO。整毎YOHO Town由八個分區組成,耗資超過百億港元,設有100 萬平方呎購物中心、住宅物業、交通輸紐。成個建築群於2003年起分階段落成,至今還在發展當中,而因為03年正值香港經濟不景,首批呎價約為1,600元,入場費僅73萬。根據2019年7月16日,中原成交數據,同一期出價已升至為呎價16,540元一呎了。 參考: 馮志明︰《元朗文物古蹟概覽》,香港︰元朗區議會,1996 年。) 圖源:壹週刊

我城工業遺跡系列(一): 土瓜灣「偉倫紗廠」

別看香港如今國際時尚的風光外表,曾經,這裡也是一個輕工業的重鎮,各種工業廠房林立,工廠男兒與妹子幾乎遍地皆是。 1930年代起正值是香港經濟騰飛之際,製造業的興起,各種香港製造的產品外銷至海外,成為了國際喜愛的品牌,例如五羊電池、金錢牌暖水壺、捷和電筒等等。那時候的本地製造業工廠大都分佈在土瓜灣、馬頭角一帶,從微型的家庭式小工廠乃至橫跨十多條街道的大型工廠都有,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共生環境」:工廠需要街坊提供勞力,而街坊則需要工廠提供就業機會。當時,規模較大的便數南洋紗廠,相信大家亦算熟悉。除此之外,該區還有東方紗廠,以及今天提及的偉倫紗廠,前者是已成為三級歷史建築且只剩下一幅牆,可謂連痕跡都將近不覆存在。而偉倫紗廠則在70年代被恆生銀行收購後,改造成現在的住宅屋苑「偉恒昌新邨」,只有在名字上能稍微窺視到「偉倫紗廠」的蹤跡。 昔日,偉倫紗廠是中國最大紗廠「申新第一紡織廠集團」旗下一員,在港的規模發展都不俗。雖然在建築物身上已找不到能夠重現從前廠房的蛛絲馬跡,然而在威海衛警察的口述歷史資料中卻能略微描繪出昔日的工廠日常。那些年的紗廠,以三個月為試用期,合格後才能轉為長工,「每個月正常的薪金大約是港幣一百元……而且還有免費的單身宿舍」提供;不過「紗廠的工作很累,每天要站12個小時,紗廠的溫度很高」,所以當時從內地到港的北方人尤其不習慣。據說紗廠的主管大多是上海人,看見工人們苦於環境的困窘,體貼地打算把他們調往輕鬆點的崗位,但是很多人都沒有答應。為什麼呢?因為「薪金是計件的,多勞多得」,所以大家都為了賺錢而拼命地工作,甚至連假期都不休。 「紗廠前三年還不錯,後兩年就不行了,經常有罷工。每罷一次工,老闆就減一次薪金,而且他們不是誰罷工就減誰薪金,而是人人有份,我只得另謀出路。」 慢慢地走向1970、80年代,曾是香港工業命脈的紡織業漸漸式微,昔日風光一時的紗廠亦逐漸沒入本地工業歷史之中,徒剩下現在的「偉恒昌新邨」,與香港工業再無任何關係。

舊港日常軼事:流傳街市茶記之中的花碼

最近跟朋友去舊區散步走走,想起了這裡附近有很多味道很好的食肆,沿梯而上,終於來到充滿古早味的餐廳跟前,隨意找了個沒人的位置,拉開小櫈坐上便開始看餐牌了。有趣的地方來了,餐牌上的中文字我們當然能看懂,但是一些標價的數字卻讓我們開展了一場微型猜謎大賽,比如「〩」、「〡」、「〤」、「〨」、「〥」、「〧」等等,想著應該是代表著不同的數碼,看著還是覺得挺有趣的。 再回想起來,其實這種像極了「鬼畫符」的代碼,在香港很多舊街小巷的小店食肆之中都能找到,是開埠之初便使用的一種標示數字的數碼。街坊鄰里把它稱作「花碼」,真實上這是源於中國蘇州的一種獨特數字系統,所以又被稱作「蘇州碼子」。最開始是用於商業貿易和快速記帳之上,因為容易學懂而致極受居民歡迎,例如藥房、街市、小巴、酒樓、茶記幾乎都是用花碼標示價格,這一用,便用了上了好一段時期,其實直至現在仍能在一些舊店的餐牌上看見昔日的花碼蹤跡,當然仍有些老店還堅持用花碼標價,不甘這段過往生活軼事輕易流入於時代洪流之中。 把這套古老的記帳字碼放在現今的年輕人面前,或許都顯得很陌生,而且不大會解讀。事實上,花碼總共有十個符號,包括是「 ○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分別對應0至9的數字,但是為了避免橫向書寫時容易產生混淆的問題,所以又多加了三個漢字數字「一二三」來充當區分之用,例如12便可以寫作「〡二」,這樣便不會因為手文之誤而把「〡〢 (12)」當作「〣 (3)」。然後,標示價格的時候,一般會分作兩行:第一行是標示數字,第二行則是標示單位;例如第一行寫了「 〢〤〩」、第二行寫了十元,那麼意思便是「24.9元」,若第二行換成了百元,那價格便是「249元」。當你記住了以上的符號與排列方式,便會發現花碼的確容易掌握及使用,也難怪以前的人都喜歡並且習慣使用這套記帳法。 可惜的是,隨時日的推移,這種花碼標示的餐牌已經愈來愈少了,漸漸地被簡易現代的阿拉伯數字取代,現在只有在某些酒樓餐牌、小巴牌、茶餐廳餐牌上能看見這些「遠古的花碼」了。找天,閒下來的時候,不防多留意點身邊的歷史舊物,或許花碼的蹤跡便出現在不遠處。